中共二十大注重讲好中国故事 突围文明话语困境******
(中共二十大·观察)中共二十大注重讲好中国故事 突围文明话语困境
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中共二十大注重讲好中国故事 突围文明话语困境
中新社记者 马海燕
2017年,230余件(套)阿富汗国宝来到中国展出。在中国巡展约三年间,140多万人观看过展览,并为它们颠沛流离的命运和守护者的默默付出而感动。
因为中国也曾有国宝毁于战火,也有国宝因战乱流失海外,所以中国人对所有文明的坚守和保护都心存敬意。
- 资料图:2019年4月24日下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796件流失文物“回家”后国博首展。图片来源:ICphoto
过去十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空前提高,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对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也更加重视。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此间传播学者注意到,这是党代会的报告首次将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放在一起阐述。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表示,这意味着中华文明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面,也将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更有力的价值支撑。
中国领导人高度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到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从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中国的文明观。
从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到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执政党对以文明沟通民心、以文明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路更加清晰。
程曼丽表示,过去十年,中国领导人运用中华文明,提炼中国智慧,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只有理解了中华文明,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文明多元化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理解了中华文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西方以理性建构的方式,给世界强加一套规则体系,欲将中国塑造成西方投射政治想象的载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赵永华说,21世纪的今天,中国突围文明话语困境的基本策略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讲故事并不简单,是给周围世界和生活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过程。”
赵永华认为,阻碍国外受众接受中国故事的并非信息不畅,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偏见。讲故事的终极目标是要寻找到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以文化间性和文化包容弥合文化差异,彰显中华文明的宽广胸襟。
资料图:2022年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中新社记者 李骏 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充满中国文化底蕴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世界;闭幕式上,“折柳寄情”让世界看到了传统中国人的含蓄与深情。“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也在“天下一家”的叙事中为更多人所理解。
文明交流体现在日常点滴中,从不戴有色眼镜看人,到尊重彼此的饮食、服饰、语言、风俗、传统和流行文化,再到彼此欣赏、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需要千万条交流和对话的桥梁和纽带。
文明交流与传播也从官方、媒体、学界的行为变成民间自觉自发的行为。十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不断融入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国潮成为新时尚,文博创意产品成为网红新宠,非遗绝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继承,并通过社交媒体吸引国外更多人的目光。
互联网上受欢迎的不仅有李子柒们展示田园风光的短视频,还有中国的网络小说、影视作品。国外受众从中一窥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世界各地学习中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必须落在国际传播的实处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仅是传媒机构的事。”程曼丽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任重而道远。(完)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